第833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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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还有另外一层的顾虑，那就是生存的压力，党项人叛乱，对他们的影响可是不小，在朝廷庞大的压力下，他们若是不想被打为叛贼被消灭，那就只能通过叛贼的尸首来保护自己了。

尤其当行营拿出赤裸裸的利益诱惑时，个中抉择就更好做了，于是，开春以来，发生在榆林的一系列杀戮，于党项人是不人道，于榆林行营统率下的平叛官兵而言，每挥一次刀，就是一贯钱的收入……

而杀戮的对象，毫无疑问，是那些造反叛乱，与朝廷为敌的胡汉逆贼，这些人本就该杀，只是榆林混乱无比，如何甄别是一个困难。

行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，下边行动却放得很开，一开始还盯着叛匪，后来就有聪明人盯着所有党项人。

到最后，则演变成，不论男女老少，尽数斩杀，这个头，还是灵州杂胡白马胡起的。在找不到“叛军主力”之后，白马胡积极开动他们不大灵光的脑筋，把主意打到了那些有“从贼之嫌”党项部民身上，尤其他们屠灭一个部落，连老弱妇孺的首级也换得了等量的赏钱后，潘多拉的魔盒也就彻底打开了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。

在遍布榆林全境的大厮杀中，有人是为了功劳，有人是为了赏钱。当然，还有更多人是为了生存，而这部分人之中，绝大多数，需要以命相搏。

迫于榆林混乱难已的态势，以及官军、番兵挥舞的屠刀，境内的党项人也没有坐以待毙、引颈受戮。其中有反抗的，反抗的结果是死，顶多临死反扑，给官军造成一点伤亡。

也有选择逃亡的，迁移是这些保持着游牧习性的党项人的本能，然而榆林虽大，可供生存的地方就那么些，而榆林全境早已为官军所封死，想要出逃的，要么半路被截杀，要么在受阻于官军的封锁线，最终还是成为“赏钱”。

对大部分榆林党项来说，过去的几个月，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逃无可逃，当然，不是完全没有幸存者，世上总是少不了幸运者。

有的冲破重重阻碍，遁入陕北高原，藏入深山，有的则一股脑闯入沙漠，若是能寻得一处绿洲，还有活命的希望。

但这些，终究只是少数。

在榆林造成的死亡，除了杀戮，还有饿死，病亡，事实上，在过去的那个寒冬，就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当地胡汉人等死在冰天雪地之中。

到开春之后，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被坏废止，也没有那个空间，饥饿与死亡仍旧是主题，官府官军也都秉持着，不遗一米一粟一面与叛军的态度。

即便如此，对死掉的榆林人，平叛的官兵也没有放过，只要还能看的，脑袋都被割下来，拿去请赏换钱。或许对那些死难的人来讲，比较幸运的是这等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，比起活着遭的罪，要轻得多。

以首级换钱这条建议，是夏州知府上官正提出来的，此人也不是个善人，是个喝人血的肉食阶级，但并不否认其才干，当年，他还随王全斌南征大理。得益于在榆林叛乱期间的出色表现，对上官正提拔的讨论已经在吏部展开了。

上官正的提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，当然，主要是刘皇帝的认可。朝廷同意了，榆林行营内部哪怕有些异议，也只能全力推行，这等时候，谁也不敢以身涉险，再视朝廷诏令为儿戏。

为此，刘皇帝还让财政司专门拨款一百万贯，专款专用，用刘皇帝的话来说，用区区一百万贯钱，买整个榆林“叛贼”，买榆林乃至西北百年太平，怎么算都值得。

当然，那些被拿去换赏钱的首级中，也不全是党项人，还有汉人，当这事实性的“清洗运动”进入到高潮之时，是病态的，是不分敌我的。

一开始官府还要查验一下，到后来，各州衙干脆开辟“人头坑”，并派人拿着赏钱等着，有人提着斩获“叛军”的首级往坑里一抛，便按数量发放赏钱。

总的来说，汉民在这场榆林大动乱中，是要幸运些的，当然也仅仅是与党项人相比，尤其是那些提前逃离，又或者早早地涌向城镇，向官府寻求庇护的人，他们虽然也有不少损伤，但大部分能够勉强生存下来。

但是，不是所有汉民都这么聪明，也有这样那样的运气，同时汉人之中也有败类，也有受袁恪等贼首蛊惑的愚民蠢夫，而这些人，虽披着汉皮，但下场同样凄惨，大多数人也都成为了时代下的渣滓，被斩下头颅去换赏钱。

沉默的榆林

破败不堪的小镇内，倒也不是一片死地，还是有一些生气的满带着凄凉气质的风中，有野鸡在觅食，有乌鸦在啃食着腐肉。

自从汉将王蒙率领胡汉联军光顾过后，此地便几乎成为绝域，暗淡与孤寂是主色调，腐臭味传遍内外，西北的烈风似乎都吹不散。

那瓦砾丛中的尸骨，毫无疑问，大部分都是党项人。当初造反之时有多狂热与兴奋，成为一地枯骨之时，就有多么悲凉与萧索。

要说所有党项人都想要造大汉的反，与朝廷作对，那显然是不尽然的。

在底层百姓中，除了信仰、生产方式以及生活习性不一样之外，胡汉百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
然而族群的区别，却又是一个客观的实施，当有人宣扬朝廷压迫、汉人侵占之时，党项人难免不受其蛊惑，野心家是少数，但那些被鼓动的普通党项人，那些对叛贼默默鼓舞支持的人，也绝不能单纯地用无辜来形容。

他们心中又何尝不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党项政权，就是恢复定难军当初的地位也好，即便大部分人并不知道，那样的结果，对他们究竟有没有好处，有多大好处。

朝廷的平叛行动，可以用凶残酷烈来形容，至于讲人道什么，对于大汉这样的君主专制帝国来说，实在没有多大意义。大汉当权者更喜欢讲天道，而对朝廷而言，什么是天道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，如此而已。

事实上，早在朝廷摆出那般严厉的姿态以及那般规模的军事行动后，榆林的党项人就已心虚了，而等到袁恪、李继迁先后兵败，那就彻底演变成惶恐了，甚至从思想上就产生了割裂，各地叛军、各部党项，其心本就难齐。

那个时候，很多人都觉得该“见好就收”了，朝廷那么强大，造反没有好下场，这样的认识，变得格外清晰。

然而，这样的反省，为时已晚。和历朝历代面对胡民反叛的态度不同，不是派兵讨伐，打败叛军，然后得几年太平，等待下一次叛乱爆发。

大汉朝廷在刘皇帝的意志下，在应对此类叛乱上，从来都秉持除恶务尽，斩草除根，如果说对普通汉人还能有一丝丝宽忍的可能，对胡人则很少留余地。

过去的二十多年间，大汉从南到北，由内而外，发生的大小叛乱、动乱数也数不清，毫无例外，所有参与叛乱的人，要么被杀，要么被投入一些必死的刑徒营工程，没有任何宽免的可能。

这样高压的政策，持续二十多年后，大部分蛮夷也开始逐渐驯服，处于归化的状态中，毕竟，反叛的与有反叛嫌疑的，大多被杀又或者被投入刑徒营改造。

于榆林许多党项人而言，他心中同情叛贼，支持叛乱，但只要不像野利等部族那般亲自参与其中，那就有余地。

叛军成功，他们能趁机获得好处，叛军失败，他们也不会有太多损失，至多回到过去二十来年的日子中，又不是不能习惯。

然而，世上没有这么容易的事，尤其榆林甚至西北特殊的民族、政治、军事情况，使得朝廷的态度异常的坚决，行动也异常的冷酷，根本就不给贰心者首鼠两端的机会。情势复杂，难辨敌我，难分忠奸，那就一并扫除。

而到了这一步，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