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42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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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下虽然朝廷还没有明文规定，但张博志与北平布政使张昺商议过，一致认为社学对标县学，即想要参与科举考试，除了举孝廉、条件好上私塾之外，必须先通过社学进入县州府学，然后进入国子监或直接参与科举考试。

只有这种向上升的路径确定下来，固定下来，百姓才会真正重视起社学，愿意将孩子送到社学中来。

事实上，开春时许多百姓宁愿自家的孩子种地当劳力，也不愿送到社学中来，还是张博志带人劝说了许久，说了无数的话和道理，这才让社学有了生机。

张博志走访过许多百姓，也了解过百姓不愿送孩子上学的原因，归纳为三类：

其一，劳力，干活。

五十亩地啊，生了娃不就是为了种地的，读书，那是啥东西，祖上八代都是农民，不是读书的料。

其二，学不出来。

天下学子无数，考试难度那么高，朝廷三年才取那么几百人，分散到全国，能有几个是移民的孩子？与其当个书呆子，还不如早点干活，存点钱娶亲生子，繁衍后代。

其三，心疼孩子。

说先生体罚孩子，鞭挞绳缚，若待拘囚。

这点张博志没办法反对，也反对不了，在洪武朝时，一些县州府学，包括国子监，对学生的体罚问题都是很严重的，国子监因为在京师，受到的关照最多，不过他们比较幸运，体罚不多，砍头的多……

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，出现了“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，视师长如仇寇而不欲见”的场景，不过这种问题在洪武后期得到了缓解，原因是朱元璋的精力大不如从前，没空管教育这块。

为了彻底打消百姓顾虑，也为了规范社学，张博志、孙举文连同上百名“社师”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议，编写了一份《社学教条》，而这也成为了大明第一份规范社学发展的倡议公约。

在京师的朱允炆正翻看着《社学教条》，这是一份地方性公约性质的倡议，但此时此刻，朱允炆决定将其略作修改，形成朝廷文书，公之于众。

“这份《社学教条》是北平布政使张昺送来的，张博志、孙举文主笔、百余社师倡言所作，其中内容解决了社学诸多问题，朕以为可行，你们看看。”

朱允炆对内阁解缙、国子监祭酒杨士奇、司业李-志刚三人问道。

解缙三人看过之后，连连点头。

杨士奇称赞：“此《社学教条》开篇明义，调理明晰，又以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为核心，适合社学学子。且其倡议彻底取消束脩，以降低入学门槛，关照穷困之家，是为大善之事。”

李-志刚表态支持：“国子监革制在先，天下府州县跟之，然许多地方社学依旧遵循洪武时期的规制是不妥的，当改弦易辙，对标县府学主张。”

解缙低着头审视着《社学教条》，肃然道：“张博志、孙举文主张遵循因材施教，视孩童实际而教学，不以教学而教学，是为大才，大智慧。”

朱允炆欣慰不已，道：“你们看其才，朕看其法。社学课表朕看过，虽有些宽松，然又贴合百信生活，须知许多十一二岁的孩子在乡下已开始挑大梁了，黄昏准其课业结束，帮衬下家里，是一件好事。学问虽在学，然不宜古板。”

“那臣将这一份《社学教条》抄录下来，发向各地先州府与社学？”

杨士奇请示。

朱允炆微微摇头，道：“这份《社学教条》是不错，但只三门课是不够的，朕想在课业中加一堂课。”

杨士奇不解，解缙问：“杂学已在其中，之所以没有明确说明，是因为杂学训导太少，只能视训导之才而定。”

训导掌握了什么杂学，那就教导什么，会兵法教兵法，会农学教农学，会商学教商学，什么都不会，那也没关系，国子监有课本，照本宣科总会吧……

朱允炆接过解缙手中的《社学教条》，提笔写下两个字：

蹴鞠。

解缙皱眉，提醒道：“皇上，蹴鞠不是学问……”

朱允炆没有回答解缙，而是说道：“不仅社学要有蹴鞠，县州府学、国子监，都需要加入蹴鞠课程，说它是课也好，说它是课余活动也罢，朕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，每十日教学，须有不低于三个时辰的蹴鞠训练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杨士奇有些为难。

国子监现在已经排满了课程，还要分出三个时辰去踢蹴鞠，这个时间从哪里砍啊……

解缙不知道朱允炆怎么想的，蹴鞠这玩意又不是学问，踢再好也不能服务于科举，实在是有些鸡肋。

李-志刚保持沉默，事情不明，自己不懂，跟着祭酒表态就是了，他啥态度，自己就啥态度。

朱允炆知道这些人都是“唯学问”论的家伙，只好从荷尔蒙，不，是精力旺盛，强身健体，团队合作等方面阐述，这才让几人明白，教育不能光“德”、“智”，还得有“体”。

不信看看朝廷官员的身板，如果举办一场文官与宦官百米赛跑的话，朱允炆敢肯定，百分之八十的文官是跑不过宦官的……

“一月份时，张博志、孙举文曾提议社学、县州府学独立于地方，不受县府管辖，直接由国子监或礼部管理，你们认为如何？”

朱允炆询问。

解缙犹豫了下，道：“将教育从地方府衙中独立出来，朝廷管控会更为容易，然教育毕竟是地方政绩考核重点，受吉安府入选十优州府影响，各地兴办私塾之风大长，社学眼下又集中在移民之地……”

杨士奇也不赞同完全独立于地方，提出反对：“张博志、孙举文两位先生是好意，也是为社学发展着想，但无论是社学、府学，毕竟建在地方，若完全脱离地方县、府衙，很可能会导致一地主官不重教育，反而有害。臣建议在考核中尤其重教育一项，将其与人口、田产等视为第一考核项，以激励地方更重教育。”

朱允炆思考之后，认为解缙与杨士奇的看法是有道理的，如果教育不与地方利益挂钩，地方定不重视，完全设置教育部门直管各级学校是不合适的。

李-志刚提议：“皇上，虽然将社学、府学等直归礼部不妥，朝廷却可以明确社学出路，以安百姓心思。”

朱允炆笑了。

没错，社学、县学等收归朝廷直管是行不通的，但社学肄业之后进入县学的上升通道是可以确定下来的，两者并不矛盾。

至此，大明教育系统得到了完善，补全了洪武时期缺失的一角，朱允炆的大教育战略终迈出了第一步。

社学（包括京师初级学院）、私塾、家塾，成为了大明初等教育的主力，县州府学构成了中等教育，国子监一家独大，站在了大明教育的顶峰。

然而在大教育战略推动之后，朱允炆遭遇到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国内危机：

旱灾与涝灾。

老天是不给面子的，哪怕是朱允炆仰头看着老天，它也没有赏个脸。

五月，凤阳府大旱。

五月中，松江府暴雨。

一场巨大的天灾，逐渐席卷而来，让满朝措手不及。

朱允炆坐在奉天殿，声嘶力竭，下令户部、工部全力运转，朝凤阳、松江府调拨大量粮食，与此同时，解缙去了凤阳，茹瑺去了松江府，郁新去了苏州。

内阁大臣一次出去三个，可见问题之大，情况之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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