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0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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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皮对朱允炆说道：“臣思虑不周，听闻郁司业，方、姚博士之言，认为皇上安排可行。”

郁新暗暗咬牙，没想到解缙竟吞掉了自己刚刚说的话，此人为了保住自己在皇帝中的良好印象，也算是用心了。

朱允炆并不在乎解缙与郁新等人之间的斗争，见自己的想法得到通过，便吩咐道：“那就依姚博士之言，改思政学府为中央思政学府。由你们整理第一版思政教材吧，完成之后待朕批准，推行全国府学、州学、县学。另传报地方，日后科举必考思政，若不过关，则不予取用。”

“臣等遵旨。”

解缙、郁新等人答应道。

中央思政学府这边同意了，可事情并没有结束，礼部官员站出来表示反对。

主事萧逸率先上书，反对中央思政学府染指“教材”，认为这应是礼部之事，僭越职权，朝廷大忌。萧逸没有将矛头对准朱允炆，而是盯上了思政学府。

朱允炆最初对这件事并没有在意，认为思政学府干的就是思政教育的事，让他们编纂教材很正常，便没有理会。

谁知仅仅隔了两日，便收到了礼部多达七封奏折，皆认为思政学府“越界”，要求由礼部来编纂思政教材。

教材之争由此拉开帷幕。

以解缙、方孝孺、姚广孝等为主的思政学府官员认为，思政教育教材应由思政学府来编纂发行，而以礼部尚书陈迪、侍郎黄观、陈性善等为主的礼部官员则毫不退让，据理力争。

郁新坐在内阁，安稳地喝着茶。

教材之争本身算不得什么大事，一本册子而已，但教材之争的背后，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那就是由谁主导天下读书种子的思想。

礼部统管国子监、天下府州县学，自然不会将这个权利拱手交给思政学府。

而思政学府也希望借此来强化自身的权威与力量，奠定思政学府在所有读书人心中的地位，自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

用人教版还是用苏教版的背后，是教育权的问题，是教育主张的问题，是教育部门权利彰显的问题，绝不只是一本教材的问题。

皇上在这件事上犯了错，将权利挥手给了思政学府，却没有考虑礼部，这就为斗争埋下了根源。

现在事情越来越大，问题的根源已经不重要了。

重要的是这次斗争，需要有一些人倒台。

郁新品着香茶，这可是明前贡茶，皇上赏赐给内阁大臣的，只不过，茶少人多，总是不够分啊……

解缙此时正待在思政学府内，看着方孝孺与姚广孝等人，严肃地说道：“编纂教材，主儒士思想教化，是思政学府创建之初心，现礼部咄咄逼人，我等不应坐以待毙，应立即上书！”

监察御史宋正臣

谁站在思想政治的最高处，那谁就是皇权之下最有“话语权”的人。

而教材，无疑是体现这种高度最重要的标志。

正如儒家，借助四书五经这些教材，统治着无数读书士子的思想与灵魂。

四书五经是先辈编纂的教材，几千年来就没怎么改动过，直至宋代，一个名为朱熹的家伙，批来批去，也搞了几本批注式教材，结果刮起了“程朱理学”的风潮，又开始影响大明。

原以为这辈子没“出书”的希望了，现在大好机会摆在眼前，解缙如何能放过这次机会，要知道一旦握着思政教材的编纂权，那就相当于在思政教材上写上了他解缙的名字，这是要留名千古，影响万世的。

什么礼部不礼部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

解缙发动反击，直指礼部“革新教育不到位，府学、州学、县学中推行杂学不力”，借此说明礼部没有能力，没有贯彻皇上的教育主张，据此说明“无能之士焉懂思政之本，若授予礼部，岂不是言祸万年？”

礼部依旧抓着思政学府“僭越专权”，“欲收人心”的问题不放，并开始影射内阁解缙，甚至还提到思政学府内部有人“结党一派，自成势力”，就差直接点名解缙了。

吏部下场，认为应该严查结党一事，刑部很快便表态支持。

户部尚书夏元吉看了看混乱的朝堂，决定以公务繁忙为理由，拒绝参与斗争。工部尚书郑赐也不想参与，正忙着会通河之事，哪里有时间管你们斗殴。

兵部尚书铁铉也认为这趟水不蹚为好，为了避免麻烦，直接请旨离开京师，带人视察京师周围的卫所去了。

都察院内部也出现了分裂，一些人支持思政学府，支持解缙，一些人则站在礼部。

随着弹劾与攻讦不断加剧，已经不再是什么教材之争，转而成为了政治-斗争。

朱允炆偶尔上朝看官员对骂，下了朝继续回武英殿批改奏章，至于斗争问题，那就随他们吧。

纷乱的局面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官员的思想觉悟还不够高，还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。

京师有京师的热闹，地方有地方的热闹。

都察院监察御史宋正臣停下脚步，看着不远处的青州城城墙，不由放松下来，与随从丁五到了街边茶棚要了两碗清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