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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娜看他，看着看着儿戏似的说，我发现你自己都自相矛盾，你说讨厌别人不诚实，但你自己对别人就不诚实。

许生辉说我没有。

多娜说你有，你就是嘴硬！你自己说，我刚问你有没有去旁听，你说没有，你去倒了个水回来就承认了！

许生辉再次沉默。

多娜又说，我怀疑你就是翻我书了，我发现好几本都有折痕。

许生辉看她，问我不能翻吗？

多娜说诶诶诶……手指头指着他，你这不也承认了！

许生辉继续洗内裤和棉袜。

多娜也逐渐意识到有些没趣儿，开始找补，说你干嘛偷偷摸摸地看？等了会儿，她补充，我又不会轻看你。

许生辉沉默着把内裤和棉袜洗好晾那儿， 又找出新棉袜穿上，戴上围巾蹲去门口换鞋出门。

多娜问他，你干嘛去？

许生辉说，去买点东西。

多娜见他出去，在床上呆呆地坐了会儿，也一一穿好衣服，裹着围巾出了门。她在大雪中找了一大圈，最后在折回来的路上，看见他拎着罐啤酒站在他们俩的老地方。

两人四目交汇，许生辉没事人一样问她，你怎么出来了？

多娜忽然就难过不已，站在那儿，一句话不说。

许生辉把啤酒罐捏扁扔了，呵呵手心捧着她脸笑问，哭什么？

多娜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哭。

这是俩人生平第一次闹别扭。在他们相继进入二十一岁的那一年寒冬。

donna （八）

许生辉在大学勉强旁听了一个月，他唯一能听懂的就是摄影与制作。工学也听了几回，通讯工程什么的，但他基础差听得一知半解。

经常能看见他在后排认真地听，但思绪早飞出去了。自从入冬后三两天没活儿都是常事，也只要他闲下来，内心的忧思和对未来的惶然就会急剧加重。那是一股巨大的、对未来人生的不确定。

多娜是有明确人生规划的，她的选择面很广，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出版社……媒体行业全都可以。要细究的话……他的选择面也很广，他是有绝对挣钱能力的，钱也是很好挣的。他有两个刚入行的模特朋友，他们早上去动物园拿货，傍晚在大学附近或闹市区当流动摊贩卖衣服，就这么来回一倒手，每天净利润能挣一千。

这活他也能干，一天一千，一个月三万，收入直逼白领。

但这不是他要的——他要的不是简单找一份来钱快的工作。他要的是能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的根本。

安身立命——这是他童年时常听到的词。

这要追溯到他父亲时期的下岗潮。原本他父亲不在下岗职工的名单里，一个同事逗他，他听信了同事的话，第二天就负气地在名单公布前主动提出下岗，之后卷铺盖下了南方。具体真是他负气下岗还是顺坡下驴只有他自己清楚。

他父亲是职工，他母亲是职工，他爷爷也是高级职工。他从断母乳后就抱给奶奶照养了，因为只有她没有工作。他童年爱在门口玩儿，最常听的就是自行车的铃声，只要听见回头看，准是爷爷下班回来了。街坊邻里也会打招呼：下班了许工。

他爷爷朝后伸着腿从二八车上下来，摸摸他头，问他今天学习了吗？

他还能记得童年时是单休制，他刚念小学的时候上六天学，修周日一天。大人们自然也是。他印象最深的画面是周日他伏在桌上写作业，他爷爷坐在椅子上看报，一面看一面不时斜眼提醒他：打直背。

他只有在被监督的时候才会坐姿规范地写作业，不然写着写着能半张脸塌在桌面上，写出来的字歪七八扭。后来他爷爷就制作了一根类似十字架的东西，每回写作业就绑在他后背，让他双肩往后张。

他记得在父亲下岗的前一年，跟爷爷发生了一次大争执。大概是父亲想借爷爷的关系转岗，爷爷不转，早年把他们夫妻安排到厂里，已经很让他抬不起头了。平日他在厂里看见父亲母亲都不打招呼的。有一回在车间父亲喊了他一声爸，爷爷当场黑脸。也一点点的、日积月累的、父子间就生了怨。

爆发点是父亲自作主张地主动下岗。那一段爷爷非常生气，在家跟奶奶吵，说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，他丧失了身为人最基本的价值何谈生存？他自己又拉不脸，指挥着奶奶，你给他去电话，只要他回厂里继续工作既往不咎！

奶奶打了，父亲语气坚决，他要下南方了。隔天妈妈就找来抱着他哭，朝着爷爷喊：爸，你就服个软劝劝他吧，他要出去了我们娘俩儿可咋办！

最后爷爷打过去，他妥协，只要父亲回来厂里他会想办法帮他转岗。这句话好像刺激到了父亲，他吼着——晚了！晚了！

父亲下了南方，一别数年。

数年后再见他都要念初一了。他记得父亲大背头，棕色皮衣，腋下夹一个皮包，一脸意气风发。他站那儿愣怔半天，妈妈推他背，快喊爸爸呀。他嗫嚅着没喊。最后父亲歪他一下头，一脸不快地说是不是被那老头养傻了？

之后父亲就凭着这一身行头和三寸之舌，开始向银行贷款和在亲戚圈里大肆借钱，说要开办什么工厂。起初爷爷没搭理他，直到有一天接到一个老同事电话，对方吞吞吐吐，说你儿子想来我这儿拿钱，承诺了多少的利息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