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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河并非小事,他很难在几个时辰内向吴桂芳表明自己的想法,眼下他拿起笔,磨好墨,细细写了起来。

一方面,柳贺以为,黄河之所以为害,是因为泥沙堆积的缘故,泥沙一旦淤积,河道必然不通畅,因而许多官员在治水时便想着先拓宽河道。

然而,拓宽河道之法更适合用来治水清的河,黄河水浊,若是将河道放宽,河水流速反而会因此放缓,泥沙会加速沉积,进而导致河床增高、黄河堤溃。(注1)

他是结合了潘季驯的建议、自己分析河图后的判断以及在徐州、邳州等地实际考察之后得出的经验。

不过柳贺并非专业的治河专家,他到河岸上后,会先听取沿河官员的建议,再听听当地的老河工和河岸边百姓的建议。

河道放宽导致溃堤之事,他便是听沛县、邳州的几位老人所说,这些人长年累月住在黄河边上,对黄河的了解要比柳贺这些官员强上太多,即便他们讲不清其中蕴含的科学道理,但他们经验更丰富,反而能为治河提供有用的对策。

柳贺这几个月可不是白过的。

细思片刻,柳贺又写道,他并不赞同新开草湾河,重要的是对旧河进行疏浚,同时通过修堤将河道变窄,同时引入清水,加速黄河流动,同时加速对黄河泥沙的冲刷,这般作为更省人力。

“淮清河捉,淮弱河强……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……”(注2)

桌上的烛光不知何时便暗淡了,柳贺重新点了一支烛,继续在纸上写着。

其实这些治水的方法他此前已经有了轮廓,但他并非专业人士,贸然向吴桂芳提出建议终归是不好的,他虽也承担着治河之责,但总体统筹的责任还在吴桂芳身上。

写给吴桂芳的建议信,柳贺是斟酌了再斟酌,用词上要谨慎,猛夸一番漕台英明神武如何如何,但在具体建议上柳贺却一点也不客气,将自己的想法系数倾倒。

至于吴桂芳是否接受,这就不是柳贺能够决定的了。

人在官场,总有那么几分身不由己,在京城时是这般,到了扬州府也是如此,柳贺从词臣做到厘务官,总地来说,他还没有单独处理过一桩政务。

当副手与当正印官毕竟是不同的。

……

柳贺将书信交予吴桂芳后,吴桂芳也在与左右师爷商量此事。

两位师爷一人出身南昌新建,是吴桂芳的老乡,另一人则出身绍兴府,在大明朝,绍兴师爷可谓赫赫有名,钱谷刑名无一不通,吴桂芳在嘉靖四十二年治理黄河时便听这两位师爷的建议,此次被张居正起用,他依旧带上了两位师爷。

吴桂芳身边的胖师爷并不赞同柳贺的想法:“柳泽远所说看似有道理,但若不开新河,仅凭旧河,那水灾不还是如往常一般?”

“且柳泽远

提到,筑堤之事不能依靠老法,便依他所说,这遥堤、缕堤、格堤与月堤的建造是否真如此有用,前人从未尝试过,他又如何知有用?”

“东翁。”瘦师爷道,“唐时已有诗云,广水遥堤利物功,此遥堤前人已有尝试,倒也并非这柳泽远妄想出的。”

“这柳泽远既敢写下这封治河疏,其中恐怕还是有几分道理的。”瘦师爷看向吴桂芳,“学生在京中曾听人言,说这柳泽远作文章最是谨慎,在翰院中也是兢兢业业,不因自身连中三元而自骄。”

“老夫也曾听过。”吴桂芳道,“柳泽远的同年邓汝德是吾乡后进,柳泽远来扬州后,邓汝德曾多次来信夸赞此人,称柳泽远为人踏实勤勉,是一个干实事之人。”

张居正这般说,同乡邓以赞也这般说,吴桂芳心中已经信了七八分。

即便柳贺只能做到两人所说的一半,在吴桂芳看来,他也是一位勤恳干事的正人君子了。

“东翁,学生看了河流图,草湾新河开通后,形势恐怕正如柳泽远所说。”瘦师爷细细指着河流上柳贺疏中所指之处,“东翁请看,此处两条河流是嘉靖年间所开挖,这两河通了之后,淮水在淮安府便只走新河,而不走正德以前开通的旧河。”

瘦师爷于水利上十分精通,而胖师爷虽与瘦师爷意见相左,但在瘦师爷点出问题后,他也在一旁不断补充,而吴桂芳聘请的其他幕客也在治水一事上纷纷提出自己的对策。

如吴桂芳这样封疆大吏级别的干臣,聘请的幕客往往不止一位,他漕运总督的官职虽不逊于巡抚、布政使等,但因漕运只管河漕的缘故,手底下得用的人才反倒不如巡抚等。

对于同一事,两位最受他倚重的师爷常常持相反意见,倒不是两人刻意对着干或者有私仇,而是这般做才能让吴桂芳从多个角度吸纳意见,进而做出最准确的判断。

吴桂芳与幕客们商量了整整一日,他将柳贺写的治水策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又一遍,再细枝末节的地方也被他注意到了。

除了筑何堤实践不足之外,其余如何冲刷黄河泥沙、如何正水位……柳贺都并非凭空捏造,俱在其后附了典籍依据,如《河防通议》、《至正河防记》,以及历朝史书上所讲的治河之策,连地方府志、县志中所涉的治河内容也被柳贺一一搜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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