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26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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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榆林平叛之后，也不知陛下会如何安排赵王！”赵匡义又就榆林之乱，展开话题。

对此，即便是赵匡胤，又如何能给出一个答案呢？想了想，道：“这就不是你我需要担忧的，太子地位稳固，陛下信任，皇后健在……”

听赵匡胤这么说，赵匡义声音下意识地压低了些，道：“据闻，皇后前些日子，又病倒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，倘有不测……”

“这等事，你是从哪里听来的？”赵匡胤眉头紧锁。

赵匡义摊手道：“倒不是我刻意打探，只是这宫禁之中，何来不传之秘，出入禁宫，只要不闭塞耳目，总能得到些消息。”

赵匡胤想了想，缓缓道：“二十余载太子，已不只靠母族支撑，且以太子之资，也扛得住这些是非，我们不需做杞人之忧！”

赵匡义想了想，也觉得有道理，但还是忍不住感慨道：“这些个皇子啊，个个如龙如虎，是天家之幸，也是太子之不幸，于国而言，也不知幸也不幸……”

“罢了，今日聊得够多了，我累了，不说了！”看赵匡义那副模样，赵匡胤舒出一口气，扬扬手，一副赶人的模样。

赵匡义也识趣地准备告辞，但想到了什么，拱手道：“二哥，如今西北不太平，匡美在那边，怕是难保完全，是否可想办法召回！”

当初，因为滑州案的牵扯，赵匡美被流放西北，如今，已是多年过去了。这说流放，还真不是做做样子，赵家兄弟虽然顾念兄弟之情，却也始终不敢就此事上表求情。

赵匡胤是十分爱护弟弟的，此时，听赵匡义提起，几乎不假思索，叹道：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匡美也吃足了苦头，该让他回来了，我可不想兄弟俩今后只能再见于九泉之下。陛下，应当会给我一个面子吧……”

静默

几乎是数着时间过日子，开宝二十二年，到来了。

过去的两年，毫无疑问，是大汉进入开宝时代之后，最风波迭起，也最乱象纷呈的两年。

大案，政潮，党争，战争，叛乱……形形色色，纷纷扰扰，此起彼伏，络绎不绝，就是波澜壮阔的开宝北伐，也没有如此“精彩纷呈”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这几乎是大汉建立三十余年来所积攒弊病的一次大爆发，一次彻底的释放，也是几十年治理下一些深彻矛盾的缩影。

当然，对于大汉而言，这只是巨人身上出现的一点小瘙痒，只是这辉煌时代下发生的一点小插曲，一点小调剂。帝国大势已成，或许波折，或有小势的变动，但大势难改。

一整个冬季的过去，使得大汉百姓对西北叛乱的关注度直线下降，即便是最好议政的东京士民，也被一些更为新鲜、更为有趣的事物所吸引，就是那些带有宣传性质的说书人，反复斥骂叛贼，歌颂朝廷，也觉乏味了。

甚至于，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关内，都有些沉寂下来了，在朝廷堪称严酷的封锁政策下，三个月的时间，彻底在榆林外围构造了一条牢固的封锁线，把叛军牢牢地关在榆林境内。

冬初之时，尚能从榆林传出一些消息，不论是真相还是流言，总有一些动静能够为人所知。关内道，尤其是靠近榆林的北部地区，也是多有纷扰，人心不稳，状况凭出，当然在一干“觉醒”的官僚以及武德司的弹压下，迅速恢复平静。

整个冬季，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，赵王刘昉在榆林周边调兵遣将，而沿榆林周边的那些对外通道，都被严格封锁，各关隘堡垒，增兵增粮，严防死守，甚至于，除了几条主要的后勤补给通道，其余道路，全部锁死，即便一些山野小径，也不放过，通过大量火药，将路径销毁，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，榆林对外（主要是对关内）通道，尽数隔断。

至于黄河沿线，各个渡口，也都屯有戍卒，更有数千骑兵，来回巡弋，夸张点的描述，一只冬鸟都难以逾越。

当然，想要做到彻底的封锁，也不太现实，但是，成规模的叛军外蹿，是被切实限制住了。叛乱之初，叛军尚能遣派贼属，行流寇事，将混乱扩散蔓延，这些人，也是刘昉第一步的消灭目标，并迅速取得成效。而在榆林封锁线落实之后，叛军流蹿裹乱西北的可能性就被压制到最低了。

或许有小股的叛贼，阴潜南下，然而且不提这其中的困难，即便让他们成功偷渡了，如何在关内展开行动，搅起叛乱，也再不容易。

整个关内道，都按级别进行戒严，尤其是靠近榆林的环、庆、金、延四州，戒严力度，几与军管相类，执行力度，更是空前。

所有民间活动，都被压制，禁止民间的人口流动，所有农牧渔民，除了受官府征召，有开具的文书凭证者之外，都只能安居乡里，村里联保互督，就是新年，都不准走亲访友。

而对任何外来者抑或行踪有异者，举报有奖，官府的差役更是时时巡逻检查，不合规矩者，即行批捕，若是被甄别判定有乱贼之嫌，那就只有吃牢饭，甚至于吃牢饭都是幸运，被投入刑徒营乃至被杀头，都一点不稀奇，乱世重典的情形，再度出现在西北。

效果自然是显著的，虽然避免不了无辜者被牵连，但若把官府的禁令当真，老老实实地待着，自然不会有事。同时，也着实让各地官府，查出了一些混迹民间的乱贼，抓起来向朝廷请功。

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难民，鱼龙混杂，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贼，这些地方官僚的顾虑，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在赵王乃至朝廷的强压下，他们不得不接过扶危济难的差事，一个冬季的时间，自环庆至金延，前前后后接收了四万多的难民，其中抓了上千人……

在开宝二十一年后半个冬季，整个关内呈现出一种肃静的状态，民间的流动与活动，大为减少，除了长安以及各州城，甚至不容许商贾轻易通行，即便能，也需要有官府开具的印有道司关防的通商凭证。

过去那种，商旅如织，人流如潮的情况，不复存在，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驼队，要么是军队运输的车队，就是有背景，有靠山的豪商大贾。

为了配合榆林剿贼的大局，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台政策，限商限行，控制人员流动，以保证治安，维持稳定，一刀切的做法，也往往省事易做。

不过，这么多年了，大汉的体制早已完善，在城市的管理上，也日趋成熟，因此，倒也不是完全不知变通。

通商证，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。大汉的这些城市，毫无疑问，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，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，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、工场，其原材料供应，也需要从外部采购。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，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。

因此，从头至尾，官府出台政策，都只有限商，而非禁商。冬季，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，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，那也是会出乱子的，倘是那样，反而本末倒置，与维稳的初衷相悖。

榆林的叛乱，显而易见，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，时局如此，在官府的禁制下，更有不少商户破产，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。

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，也受到波及，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，官府的劳役、兵役征召令，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。

同时，也促发了一股还乡潮，很多在城市镇甸中混不下去的人，找不到其他出路，基本都选择先回乡窝着，等待解禁的一日。

危险与机遇，从来是相伴的，此事亦然。在几乎遍及整个关内道的大管制之中，同时也避免不了权钱交易，也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