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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消息传出,朝廷之中是议论纷纷,群情反对。其中,赵家的反对是可想而见了,也是赵匡胤“装死”这么多年,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对一件事明确表明态度。
回朝不久的赵匡义,想法素来不少,政治抱负也高,即便知道有可能犯忌,也不得不上了一道奏章,劝阻此事。
至于其他大臣,都不需赵家去串连,很多人都自发上表,一个个义愤填膺,言辞恳切,希望能够引起刘皇帝的重视。
其中有两个群体的态度是最为激烈的,一个是清流言官,一个就是勋贵集团了,他们要坚持正朔,维护传承。
不知有多少年,朝廷上下,贵族大臣,如此万众一心、千口一词地反对一件事,这样的情况,也算少见了。
还有一些人,就属于投机分子,不是在慕容与赵氏之间进行投机站位,而是看“准”了刘皇帝的心思。
萧家是契丹来的,刘皇帝这么多年,对契丹人是什么样的态度,这可不是什么秘密,那是恨不得地将之族灭。这种的情况下,怎么可能容许此事,容许大汉江山落到“异族”手里的可能。
但显然,大部分人,终究还是不了解刘皇帝。刘皇帝的心胸,说狭隘,也狭隘,说大度,那也同样大度。
虽然他是个彻彻底底的民族主义分子,但那是对外,而嫁给太子的萧燕燕及其所生之子,自然份属于“内”,既是大汉之内,也是皇室之内。
即便不会去考虑帝位传承的问题,也不会带有特殊偏见,至少能做到正常对待。而对刘文济那孩子,刘皇帝也没有什么意见,看得出来,聪明乖巧,和小时候的刘旸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要说血脉问题,刘皇帝也没有那么地狭隘,不论起母族来源何处,那也是天家的血脉,是刘旸亲子,是他的皇孙。
就拿他们刘家,拿他自己来说,也许千百年后,还有人会拿他“沙陀人”的身份来攻击、中伤、污蔑。
当然,就当下而言,这其中区别还是很大的。“沙陀人”已经逐渐被历史遗忘,在大汉不论是已修还是在修的史册典籍上,也都再没有“沙陀”这样的字眼,不管是刘皇帝自己还是大汉的臣僚们看来,他刘家代表的就是华夏正朔。
但契丹显然是不同的,且不提过去汉辽争霸,大汉与契丹之间长达三十年多年的纷争纠葛,就是如今,漠北还有一个不服王化的契丹政权在那里顽强地支撑着。
针对此事,刘皇帝当然也不可能无动于衷,心中同样也多出了一些考量与疑虑。对于大臣们的反应与心情,他能够理解,但是当众口一词,群情所向之时,他那多疑猜忌的毛病又犯了?
这是要干嘛?逼宫还是造反?原本只是东宫内部家事,皇室内部事务,被搞得那么严重,闹得满城风雨,几乎把天家内部的不和谐暴露在天下人面前。
刘皇帝的性格从来都是这样的,他坚持阴谋,相信斗争,像此番,当朝廷上下,都持同样论调的时候,非但不会听从,相反,会去怀疑,去猜忌,是不是有人居心叵测,用心不良,是不是有人在背后鼓动生事。
群臣的反响是很强烈的,到刘皇帝这边,反弹也同样厉害。原本并没有那么在意的事情,一下子让刘皇帝重视起来,面对汹汹群议,本不欲发声的刘皇帝,在“走访”政事堂的时候,当着诸宰臣的面,淡淡地评论了一句:东宫家务,何以如此喧嚣?
然后,热议就被平息了,但难题却抛给太子刘旸,再次请教刘皇帝,刘皇帝却笃定主意,让刘旸自己做决定。
用刘皇帝的话说,他能立太子,还能把太孙也定下来吗?到最后,终究是你刘旸的事。这,反而使刘旸犹豫了。
他近些年,固然有些恼怒东宫二妃的不合,但对两个儿子,基本算是一视同仁的。而对于群臣的请愿,刘皇帝可以强势地不作理会,他可没有那种威势,也不够刚硬,心中多少存着几许顾虑的,因此,至今还是犹豫,没为这场风波画上个句号。
而与刘旸一样,同样抱有矛盾心理的,还有两拨人。一自然是萧家了,哪怕是萧燕燕,在面对此事时,也是受宠若惊,如履薄冰,根本不敢有任何动作,只是更加低调,这不是她们母子以及萧家能够做主的。
二,则是慕容家了,慕容氏至今的显赫,一来源于慕容家族对大汉的功绩,来自于慕容延钊的遗泽,另外,就是太子妃慕容玥了。
对于慕容家而言,慕容玥地位的稳固,是十分重要的,但偏偏地位是日渐不稳。肚子不争气,好不容易怀孕了,却被安排了个女儿。
因此,对于慕容妃收养皇孙,是可以理解,也可以支持的,但问题也恰恰在于,为何是刘文济这个萧氏之子。
当然,到如今,这几乎也是个唯一解的题目,谁教太子只有这两个儿子呢?在不考虑刘文涣的前提下,那就只有一个刘文济了……
太子的作用
广政殿内,刘旸站在撑起的窗棂前,仰头眺望着殿外的风景,虽处冬时,但天蓝风清,然刘旸的面庞上,却是一片怅惘,略带忧虑。
时间悄然流逝,不知觉间,刘旸如今也已跨过而立之年了,比起几年前,样貌气度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,他早就已经成熟了。
也就是胡须,又浓郁了几分,同时,整个人多了些烦恼与忧虑。不只是因为东宫内部的矛盾,也为江山社稷。
这几年,刘皇帝对他的信任始终如一,再度对他进行放权了,最大的标志就在于,把刑杀以及五品以下官员的任命权力也放手了。
这份信任,既让刘旸感动,也带给他莫大的压力,从近两年来看,他手中的权力已经无限接近于皇帝了,是以往任何一位太子都难以比拟的。
当然,这父与子、皇帝与储君之间的关系,也是难得,如果能够有始有终,那也是皇权传承的一段佳话。
而刘旸的压力,也大抵来源于此,既有对这种近乎无保留信任的感怀,也有一份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刘旸从小就与机敏无关,甚至有些迟缓,过去,在面对刘皇帝时,他经常会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,用以记录刘皇帝的指导与训示,以免遗忘或者在转达的过程中出现疏漏。
这是一个好习惯,既然表现出他的认真,也表现出他对刘皇帝的敬重。到了如今,这个习惯已经改了,毕竟他不能永远只当个三好学生,永远只做刘皇帝面前的应声虫,需要有自己的威严威望。再加上,这么多年,他对信息的接受与处理能力,也早就历练出来了。
但实际上,这份好习惯,他是长留心间的,对刘皇帝的各种训示与语录,也是时常温习,以应证自省。
刘旸显然是个聪明人,更是个聪明的太子,因此,并没有因为这些年刘皇帝的信任放权,便恃宠生骄,倚权独断,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。
和刘皇帝的影响有关,刘旸也是个爱读史的人,也常常以史为鉴,他心里也太清楚,刘皇帝的这份信任来之不易,极其难得。
但作为太子,他如果失了初心,自矜自傲,那么危险也就不远了。诚然,一个二十多年的太子,在朝廷已然积累了一股堪称强大的政治力量,说一个犯忌的可能,如果有一日刘皇帝突然驾崩了,刘旸可以十分顺利地在群臣拥戴下,登基即位,接受政权,执掌大汉帝国。
但是,在刘皇帝面前,那些所谓的实力与底蕴,又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刘旸心里真切地清楚,他如今的一切,都是来源于刘皇帝,来源于“简在帝心”这四个字,如果哪一天失了这一点,那一切都将成为虚妄。
因此,哪怕作为有史以来最具实权的太子,刘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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