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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句不孝的话,当年高祖刘知远驾崩时,他都没有如此哀伤与不舍。
“传朕口谕,王朴身前之功名、德行,该当有个定论,由魏相公负责。让薛居正,亲自给王朴作传,书写神道碑文!”登车回宫之前,刘承祐对喦脱吩咐着。
“陛下!”吕胤赶了上来,双手捧着一道文书。注意到刘皇帝的目光,吕胤主动禀道:“这是王侁代呈,王公辞世前的遗表!”
闻言,刘皇帝直接探手接过,并吩咐着:“回宫!”
宽大的御驾,在大内侍卫们紧密的保护下,返皇城而去,仪仗威严,气氛肃穆。銮驾内,微靠着车厢,刘承祐打开王朴遗表,默默地阅读着。
在这篇遗奏中,王朴没有一字一句,提自己身前功劳与身后之名,所考虑的,仍是大汉,仍旧是朝廷,仍是天下子民。王朴首先肯定了乾祐十五年所取得的成就,然后就开始对刘皇帝示警了,其核心思想只有一条,那就是乾祐之治,虽然天下向安,趋于治世,但终究还是乱世,还是一个平定天下的过程,而南北一统之后,不论治国、治兵、治民,政策上都需有所更改,乾祐时期的政策方针需要根据时局变迁、人心变化,加以调整。
可以说,王朴思路与意识,是与刘皇帝一致的。具体的治国之策,王朴没提,用他的话来讲,朝中贤才干吏甚多,只要善加委用,必定能治理好大汉。
最后,对于大汉所存在的问题,王朴倒针对性地提出了几条。
其一,冗官冗员问题,朝廷上下,中枢地方,所养闲差太多,人员臃肿,既费国家钱粮,也阻碍行政效率;
其二,税制问题,承袭自中唐的两税法,虽然推行了两百年,但其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,贫富差距日益加大,而贫富分担税收的原则却难以贯彻落实,如果不加以改革调整,开源节流,终有一日,国家财政将积贫;
其三,官营产业问题,朝廷官营所涉过广,民间怨言颇多,当适当开放酒、糖等产业,与民自由;
其四,功臣问题,赏赐过重,待遇过优,勋臣过多,勋爵体系混乱,如不加调整,这将给朝廷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;
其五,土地问题,朝廷虽然制定了一些抑制兼并的政策,但终究治标不治本,只要不禁止土地的自由买卖,随着人口激增,社会矛盾必然会爆发出来,大汉勋贵、官僚广置土地者甚众,不可不虑;
其六,官制问题,从中央到地方,矛盾处甚多,权责不明处也不少,需要做一次整体梳理,官吏的选拔、教育、培养制度,还当进一步完善;
其七,开边问题,当下国家当以休养生息,发展国力为主,对外用兵,当谨慎为之,不要好大喜功,盲目扩张;
其八,黄汴淮水患问题,水务河工,务必重视;
其九,南方问题,南方尤其是江浙,已为朝廷最主要的财税之地,务必更除旧弊;
其十,都城问题,开封当南北要冲,是南北联系的枢纽,且朝廷深根于此,不宜贸然迁都。
“身处病榻,犹不忘忧国,心怀天下事,有这样的臣子,是我荣幸!”收起这份遗奏,刘承祐发出一阵深沉的叹息:“只可惜,上天不仁,夺此良臣,殊为可惜!”
总的而言,王朴所奏十条,涉及到目前大汉的方方面面,有些是迫在眉睫的事情,有些刘皇帝已经着手在调整了,大部分还是很中他意的。因此,对这份遗奏,刘皇帝感慨之余,也尤为重视。
除此十条之外,王朴只在最后向刘皇帝提醒了一下,大意是,自己的几个儿子,除了长子王侁外,都没什么突出的才干,而王侁性鄙,不堪为良臣,不要因为他这个已逝之人,过于重用提拔他……
对于王朴这样的臣子,对他的离逝,刘承祐的内心,除了悲伤不舍之外,更增一种感动之情。虽然,在乾祐年的十五载中,王朴并不是久居中枢,宰执天下的人物,没有那么多赫赫功名,崇高威望,甚至屡次为人所攻讦,但他的作为,他对大汉的忠诚与成绩,却是实实在在的。在大汉扫平天下的过程中,起到关键作用的大臣,必有王朴一席之地。
到其逝世为止的表现来看,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,一点都不过分。
当皇帝抱有这样的心态,去看待、评价王朴时,国家对于王朴自然是格外尊崇。追封太师、侍中,加特进,爵赐兖国公,给王朴的定谥,也是文臣最高等级的文贞。
在朝廷梳理乾祐功臣的当下,王朴算是第一个被“盖棺定论”的。
刘皇帝宣布,辍朝三日,以示哀悼,连上元节当日的家宴,都简单地过了,对于回京的太子与皇长子,都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。
不过,在给王朴治丧的过程中,所发生的事情,却让刘皇帝心里略感别扭。原因无他,王侁将丧事搞得太隆重了,隆重得让刘皇帝觉得,有些玷污了王朴的名声,不过,他终究没对此事发表别的看法,毕竟你前者还对王朴表以最崇高的礼敬,如果只因为其后人在丧事的规模上搞得隆重了些,便出言申斥乃至谴责,那也不妥。
因此,该给王朴的待遇,刘皇帝还是一点不吝啬的,除了以上尊荣外,还以王侁袭其爵,给其加官。同时,这样的决定,也给许多文武功臣吃了颗定心丸,毕竟因为前者重定功臣爵禄的诏书,可引起了一阵波澜。
王朴的后事,至少证明,皇帝不会苛待功臣。
风波
开封南城,安平坊,亳国公府。
开封是京师,权贵众多,但权贵也是分等级的,也是要看权力,看圣眷的,而这近几年中,在朝中声望最隆、地位最显赫的少数人中,就有亳国公赵匡胤。
赵匡胤除了军事才干出众,功劳扎实,在很长一段的时间内,与柴荣并称“柴赵”,是大汉军政系统中份量不轻的角色。其为人豪迈,坦荡大方,不拘小节,人际关系也处理得不错,素得人心,除了军政上的官员,一些豪杰之士也多慕名来访。
当然,赵匡胤的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,当发现自家门庭若市,往来拉关系、走门路的官员将吏增多之后,果断低调了下来。冠盖云集、万人称颂,固然能够满足虚荣心,但未必是福,那时候乱赵匡胤便觉得不踏实了,于是果断吩咐门人,闲杂人等,一概拒接,也不怕得罪人,若有公事,自有衙署,若为私事,则赵门难入。
消息传开之后,还在京中引发过一阵议论,传入皇帝耳中,也只是笑了笑,赞赵匡胤的见识与气度。
不过,也不是完全闭门谢客,一些亲戚、战友、袍泽、旧部,平日里联系联系,交际一番,该做还是做的,并且做得坦然。
党同,不论在军还是在政,不论在什么时代,都是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,人情如此,环境如此,早年在刘皇帝位置做得不稳的时候,是深恶痛绝,从苏逢吉到史弘肇再到杨邠,都是他打击的目标。不过后来,随着帝位的稳固,观念也就逐渐扭转了,想要禁“党”,根本是不可能的事,该努力的,是在反营私,反伐异上。
此时的亳国公府上,却是有些热闹,赵匡胤设宴于此,款待上门的宾客,宾客之中,基本都是武人,如党进、韩令坤、李继勋等,不是多年袍泽,就是故交好友,抑或是意气相投者。这些人,如今也都算是朝廷中的重要将领了,都是有战功在身的。
平日里,也少不了的交际来往,但像这样集中在一起的情况,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有鉴于此,赵匡胤是大开中门,于正堂宴请他们,任人观看,以示坦荡。
春寒料峭,亳国公府正堂上,却是热闹一片,气氛尤其高涨。府上的仆人们,来来往往,进进出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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