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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并不缺聪明人,也从来不缺,能够解决问题的人,即便不提于谦,张居正这样高屋建瓴,挽大厦于将倾的大臣,单说其他能够做到七卿的朝廷重臣,便没有一个是才能不出众的。
但是,他们救不了大明。
原因便在于,所谓祖宗成法束缚了他们,这个祖宗成法,指的不单单是太祖太宗所立的规矩,更重要的是,存在所有人心中那一道无形的禁锢。
儒家之道,对君权的维护,对社会的稳定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,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,那就是因循守旧。
百年变迁,让朱祁玉看到了太多的新事物,新问题,新变化。
从成化到弘治,从嘉靖到万历,太多的新问题接踵而至,需要有新的办法来解决,但是遗憾的是,大明的很多框架,在开国的时候,就已经定死了。
因此,在遇到问题时,这些大明最优秀,最有才能的人,只能在已有的框架当中修修补补,由于种种缘故,却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。
回顾整个王朝的兴衰,尤其是看到隆万之际的一系列变革后,朱祁玉再回头看,他意外的得出一个结论。
那就是,若无土木之役的沉重打击,那么正统这一代,本当是一个变革的时代!
国力鼎盛,但各种问题日渐暴露出来,太祖时的诸多旧法越来越不适应如今的朝廷社稷,武虽有失衡的趋势,但是,却并未出现严重的差距,礼法虽大,但皇帝至尊,仍能与礼法相抗衡。
诸士大夫勋贵,虽已有腐朽之象,但仍有锐意进取,事不法古之辈。
这个时候,恰是一个酝酿着变革的时代。
甚至于,虽然朱祁玉对朱祁镇的评价不怎么样,但是,他也要承认,如果朱祁镇不是手段错了,太过急功近利,好大喜功,且信错了人,他心中那股希望能够有父祖功业的动力,完全有可能让他成为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发起者。
可惜他选错了
土木一战,彻底打断了这股尚未酝酿完成的变革,它一方面加快了武失衡的势头,让边境的问题进一步恶化,让中央朝廷陷入长期的皇位之争和无限的动荡当中,另一方面,也让原本还算鼎盛的国力消耗殆空,使整个国家不得不转入长期的休养生息当中。
这种局面之下,任何的改革,对于国家来说,都只能是雪上加霜。
从这个角度而言,说朱祁镇是整个朱家的罪人,毫不为过!
但是,朱祁玉依然留着他,不是因为什么兄弟之情,而是因为,他想要重启大明改革的势头,就需要朝局的稳定。
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,但无论是哪一件,都需要朝局的稳定,国家的平静,万民的拥戴。
这也是他一直不愿用雷霆手段解决朱祁镇的原因所在,留着他虽然让人感到恶心,但是,如今的朝局,以朱祁玉的手段,他已然掀不起什么风浪。
或者说,他只能掀起他自以为是风浪的风浪。
但是若是无缘无故的杀了他,君臣离心之下,想要重启改革的进程,就遥遥无期了。
毕竟,朱祁玉只有一个人,他心中纵有千万韬略,仅凭一己之力,也推行不下去。
以威权手段慑人,终不能真得人心,只能如嘉靖一般,被人只畏不敬,如此,诸臣皆对上谄媚,对下霸凌,说什么改革都是虚言。
威临四方,以德化人,方是正道!
朱祁镇要死,也是他自己找死,不能是朱祁玉因一己之私而要杀他,否则,纵然皇位稳坐,也必将重蹈嘉靖的覆辙。
所以,对于现在的朱祁玉来说,朱祁镇要解决,但是,却不是最主要的问题。
若是想要解决他,只要肯付出代价,不过反手之间而已,只是时候不到,强而为之,要弥补的太多,耽误的太多。
哪怕是这数年的动荡,他也耽搁不起,大明也耽搁不起。
因此,对于朱祁玉来说,他和其他的皇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,他从一开始,就没有把所谓的祖宗成法放在心上。
倒不是他不敬祖宗,而是他看过百年,他非常清楚,太祖之制,适于洪武,永乐之制,勉强适于永乐,至于景泰以后,前制已旧,诸多框架,皆已不适于社稷,即便是有所修补,也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
朱祁玉曾经想过,设计一套新的规制,推行下去,将他见到的种种问题,都掐灭在萌芽当中。
如此,虽然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,但是,却不需要漫长的岁月,耽搁个几年,先把朱祁镇解决掉,也不是什么难事。
可到最后,他还是打消了念头。
因为,他设计出来的规制,或许能够适应景泰之世,但是最终,几十上百年过去,也终会陈旧。
无非是一套新的祖宗之法罢了,已然无法扭转结局。
所以,他要做的,是不断的改革,不断的进取,一条条的破掉挡在所有人的面前的,纸面上的祖宗成法。
直到最后,破掉横亘在所有人心中的,那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桎梏。
如此一来,哪怕是他死了,但是每一代人,在遇到每一代的问题时,都会有新的办法来解决。
他无法保证,这一定能让大明王朝绵延长久,但是至少,这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。
古有商君强秦之言,谓治世不一道,便国不法古,如今朱祁玉想要铸就的信念,便是,苟利于国者,无不可变之法!
这是朱祁玉的野心,也是他能为大明所做的一切。
当然,野心再大,也要从小处做起。
譬如说,皇子皇女的教育,这一条看似简单,但是实则最为紧要。
先不谈太子的教育,单说宗室的问题,迟早要解决,所以,从朱祁玉这一代开始,至少是新封的宗室藩王,必不可能再像以前一般,被圈在封地当中碌碌无为。
太祖皇帝最初分封诸王,是希望他们能够和西汉一样,藩屏天下,但是事实证明,这并不是一个好法子。
这些藩王不仅给朝廷的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,而且,过大的权力,对中央朝廷的威胁不可忽视。
但反而在大明穷途末路之时,这些藩王能够起到的作用,又微乎其微。
没有封地的管理权,又不领军,甚至连城门都出不去,这些藩王,除了消耗国家的资源,几乎没什么用了。
所以,这种局面必然要改变,防着藩王僭权篡乱不错,自家人才会维护自家人的社稷,这也不错。
但是两者结合,闹出来个四不像的典制,就错了。
因此,藩王势必要重新改革,只要军制足够完善,令藩王接触不到军权,那么,僭权篡乱之事,便可避免。
在这个前提下,藩王宗室能够起到的作用,绝对比如今要强得多。
而想要达到这一点,那么,对待宗室藩王的教育,就不能像往常一样,宗学只是第一步,皇子皇女的教育,才是重头戏。
毕竟,过往的藩王已经习惯了旧制,就算是日后改革,也难以根除他们的很多固有观念,只有这些还未就藩的皇子们,才是新的希望。
这才是朱祁玉将小学堂建在乾清宫旁的最大缘故,只有他能够时时看顾,才能保证这些皇子们接受的教育,是自己想要的,而不是过往的那些旧观念。
当然,这个改革的重点是诸皇子,如果说,对于皇子们的教育,朱祁玉虽然掺杂着感情,但更多的出于政治考量的话。
那么,对于皇女的教育,就是反过来了,感情为重,只掺杂了些许的政治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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