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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生命的物体,放在显微镜下都是有细胞存在的,对于孔希路来说,这是普遍存在的微观规律,只不过不同的生命体和统一生命体不同部位的细胞可能各不相同,但这东西,跟“理一分殊”的道理是一样的,不影响什么。
换言之,孔希路在乎的是能真正通过“体物”来参透万事万物本源的“理”的手段。
至于人体啥样,他不太在乎,因为儒学负责是君子求诸己心,医学才负责求诸己身,就算放大了说,他研究出了“体己”,也没啥用,不是能通用于万物的本源道理,所以他有些兴趣缺缺。
但如果仅仅是这个,孔希路还是愿意帮忙的,毕竟姜星火好像也没有要求自己做过什么,这虽然有些惊世骇俗,但说到底,并不是违反什么儒家原则的事情,儒家根本不管这玩意。
姜星火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推广人体解剖学,这种东西如果他想推广,根本用不着请动孔希路,他这是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。
姜星火从袖子里拿了张纸出来,递给孔希路。
孔希路神色一凝,展开看来是一段话。
“凡天下之物,莫不有理。惟理有未穷,即知有不尽,若能穷理有据,则不论何人言之,皆当信之,盖人同此心,而心同此理,固不得异其人,而并异其理也。夫医学一道功夫,甚巨关系非轻,不知部位者,即不知病源,不知病源者,即不明治法,不明治法而用平常之药,犹属不致大害,若捕风捉影以药试病,将有不忍言者矣。经世致用,亦同此理”
孔希路多聪明的人,看到“经世致用”这四个字,就已经基本明白姜星火打的是什么幌子了。
说白了,人体解剖学虽然实用,能救人,能让人了解人体的奥秘,但对于姜星火这种位置的人来说,还真没那么重要。
姜星火最需要的是什么?
当然是让帝国在方方面面向着自己设计的方向前进。
而对于思想界来说,姜星火要做的,无非就是让思想界转向“探寻究理,经世致用”八个字而已。
那么儒家怎么实践这八个字?
答案也不复杂,用另外八个字来实践。
——“六经注我,我注六经。”
现在既然已经用复兴的心学和实学,破坏了理学一家独大的地位,那么接下来,当然是继续加大对理学优势地位的破坏。
什么破坏是最有威力的?
要知道,堡垒永远都是从内部攻破最容易。
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,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“古今王霸义利”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,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,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。
姜星火笑道:“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,就说这读书一事,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,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,要简单多少?我看未必!而既然六经繁杂,百思未必能通,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。”
曹端的粗眉微皱,开口问道:“通经致用,又是怎么个说法?”
“自然是由朝廷出钱,延请大儒,修订六经之注,以为后世准则。”
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,但这话一出,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。
为什么?
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,就说这件事,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?
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!
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!
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,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。
他对于儒学的理解,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,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,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,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?《四书集注》。
《四书集注》全称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是朱熹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做的批注,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,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,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,在眼下的大明,地位很高。
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,都能明白,“六经”是高于“四书”的,更何况四书里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本不是经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一开始更仅仅只是《小戴礼记》中的两篇。
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?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,“河南程夫子之教人,必先使之用力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言,然后及乎六经”,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“熟饭”,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,而六经则是“打禾为饭”,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,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,朱熹承认这一点,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批注权,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。
《四书集注》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,因此,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《四书集注》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,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,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,那也是扯淡,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“故愚谓《朱子语类》与《四书》异者,当以《朱子语类》为正,而论难往复,《四书》所未及者,当以《朱子语类》为助”,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。
给六经做注,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,工作量更大,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。
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,但六经这种体量,涉及到考据、对比、研究,就跟修《永乐大典》是一个概念,没有国家出大钱,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,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一个人,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,想都不要想。
而参与这件事,哪怕是挂个名,那都是跟修《资治通鉴》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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